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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3架美军F-15E战机在科威特因疑似“误击”坠毁,而伊朗则称击落3架美军战机。此外,三艘英美油轮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各基地不断遭到导弹与无人机袭击。这些最新信号引发热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一触即溃的“软柿子”。即便在遭受美以持续打击、领导人及核心将领遇袭、地区节点受损的情况下,德黑兰仍能迅速通过代理人网络、导弹与无人机体系实施反制,表现出制度化、网络化的战略韧性。因此,判断伊朗是否“被打败”、何时会“倒下”,仅凭近几天的战损画面或局部军事挫折难下定论,还要审视其数十年来构建的前沿防御体系与“抵抗轴心”结构。这一体系不以战场上的绝对胜利为目标,而以避免战略性失败、持续消耗对手为核心逻辑。这或许是其自身国家能力之外,伊朗手握的一张关键底牌。
伊朗裔美国学者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在《伊朗大战略:一部政治史》一书中对伊朗的战略韧性与对抗模式进行深度剖析:第一,伊朗自1979年革命以来逐步形成以“抵抗”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范式,通过革命卫队主导的“前沿防御”战略,将安全边界外推至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构建“抵抗轴心”,以代理人网络消耗美以优势,实现“避免战败即为胜利”的非对称逻辑。第二,伊朗将核计划与导弹、无人机体系嵌入这一结构:核能力提供战略威慑与谈判筹码,导弹与无人机形成可操作的报复工具,使伊朗在常规劣势下维持威慑平衡。第三,这一战略也存在内在代价:持续制裁导致经济收缩、中产萎缩与社会抗议上升,革命卫队对经济与外交的深度嵌入,使抵抗战略制度化、路径依赖加深,调整空间日益收窄。
瓦利认为,伊朗当前处境并非简单的“强硬”或“示弱”选择,伊朗也并非在情绪或意识形态驱动下行事,而是在“战略孤独”认知下构建出一套自洽的安全体系。即便叙利亚变局削弱了陆上通道,伊朗仍可依托代理人网络与非对称战力维持威慑;即便经济承压,其权力结构也难以轻易放弃抵抗范式。因此,判断伊朗是否“撑得住”,不仅要看经济或军事状况,还要审视其大战略是否仍具内在逻辑与制度支撑。不过,瓦利最后的结论十分微妙:劝伊朗未来应做务实灵活的“狐狸”而不是硬扛到底的“刺猬”。 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本书,供读者参考审辨。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3年,美国以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伊朗而言,这既是威胁也是机遇。威胁在于伊朗时刻暴露在“下一个被针对”的恐慌之中,哈梅内伊曾表示:“美国就像一条狗,你若退让,它就会扑向你;但你若主动出击,它又会退缩躲开。”而机遇在于伊拉克战后的权力真空为伊朗扩展地区领导力、实施前沿防御战略创造了条件。
基于此,伊朗正式将前沿防御战略确立为国家核心安全战略——不等待威胁抵达伊朗边境,而是通过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部署力量,构建相对安全,以境外防御实现本土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源于伊朗的战略脆弱性认知:作为一个身处逊尼派主导地区的波斯什叶派国家,既缺乏可靠盟友,又面临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遏制,单纯的本土防御难以抵御常规军事打击,必须将安全边界外扩,让潜在威胁在境外被消解。如果说神圣防御是通过组织国家和社会来维护安全,那么前沿防御则是更为狭窄的军事战略,旨在通过区域行动来实现国家安全。
前沿防御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应对并击败军事实力占优的对手。伊朗已认识到传统常规战争的局限,转而采取非对称战略。该战略的本质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实践,旨在通过威慑降低他国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其初衷至少在初期并非出于扩张野心。伊朗的前沿防御体系并不依赖大规模正规军的境外部署,而是依托IRGC统一指挥、训练与运作的境外军事力量网络。哈梅内伊将这一由IRGC及其海外分支串联而成的地区力量体系称为“抵抗轴心”。作为前沿防御战略的执行载体,“抵抗轴心”的具体运作主要由IRGC圣城旅及其时任指挥官苏莱曼尼(Soleimani)将军统筹负责,黎巴嫩模式是前沿防御战略的主要模版。
通过伊拉克与黎巴嫩两大战场的实战检验,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必要性与战略价值得到充分印证。在伊拉克,伊朗派遣资深IRGC指挥官哈桑·卡泽米·库米(Hasan Kazemi Qomi)负责伊拉克事务,与当地什叶派政治力量与民兵组织建立起紧密联系。IRGC圣城旅为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提供训练、武器装备与资金支持,使伊拉克逐步成为伊朗前沿防御体系的核心战略缓冲区,伊朗也由此成为伊拉克战争的实际赢家。在2006年黎以冲突中,伊朗通过向提供先进武器与战术指导,支持其以游击战术抵御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最终推动联合国介入并实现停火。以色列并未实现摧毁的既定目标,而则巩固了在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地位,成为伊朗前沿防御布局中又一关键支点。苏莱曼尼将这场胜利视为地区战略格局的转折点,宣称一个新的中东秩序正在形成——这并非美国主导的中东,而是的中东。
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塑造了IRGC,而2003年后伊朗重返伊拉克,则进一步淬炼了革命卫队圣城旅,使其境外作战任务在伊朗整体战略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2011年,美国已难以维系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奥巴马总统最终宣布撤军。对伊朗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战略胜利,按常理本应促使其重新评估地区战略,逐步收缩在伊拉克的军事介入。然而伊朗并未就此收手。究其原因,不仅是圣城旅本身任何战略收缩,更在于地区局势演变有利于其继续推行既定路线。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变局,更是将圣城旅布局的前沿防御力量整合成一支组织严密的地区性联盟——抵抗轴心。
自 2010 年 12 月始,“阿拉伯之春”运动迅速席卷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威权统治者短期内相继倒台,叙利亚和也门也陷入长期内战,而局势混乱导致的权力真空利好伊朗等区域性大国扶持代理人、扩展地区影响力。在这期间,伊朗的国家安全认知完成系统性升级,前沿防御战略不再局限于伊拉克、黎巴嫩,而是扩展至叙利亚、也门等多个战场,最终形成跨地区的抵抗轴心。
作为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核心载体,抵抗轴心以伊朗为中枢,整合黎巴嫩、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也门胡塞武装、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地区力量,构筑起以反美、反以为核心意识形态纽带,兼具军事行动协同联动、资源与能力互补共享的跨区域地缘网络。
伊朗持续加码地区战略投入,极大巩固了IRGC的国家核心地位,使其全面主导伊朗外交决策议程,而外交政策的走向亦完全服务于其境外军事行动与作战需求。可以说,IRGC早已超越神职领袖禁卫军的初始定位,深度嵌入国家权力结构,俨然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实际主导者。
在阿拉伯之春点燃的战场上,叙利亚的态势与伊朗国家安全最为息息相关。哈梅内伊将叙利亚视为伊朗的“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叙利亚既是连接伊朗与黎巴嫩的关键通道,也是抵御逊尼派极端势力扩张的前沿,更是围堵以色列的重要支点。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伊朗认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将导致逊尼派政府上位,进而威胁伊朗的地区安全。因此,即使代价高昂,在前沿防御战略的指导下,伊朗也须将保卫叙利亚等同于保卫伊朗本土安全。
巩固阿萨德政权绝非易事。起初,IRGC圣城旅仅负责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顾问支持与军事训练,但随着阿萨德政权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圣城旅转而采取更为直接的军事介入:不仅派遣精锐作战力量,还在叙利亚军方体系外协助组建什叶派民兵武装。圣城旅同时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以牵制和消耗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作战资源。此外,叙利亚还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的海军基地,使伊朗的防御纵深与地区影响力得以延伸至地中海。
尽管在哈梅内伊与苏莱曼尼眼中,捍卫阿萨德政权的战略逻辑自不待言,但要争取伊朗国内民众支持介入这场远在国境之外的内战,却绝非理所当然。如何向伊朗公众阐释前沿防御所付出的日益高昂的生命与经济代价,同时化解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困境,成为伊朗领导层面临的两难抉择。为此,伊朗方面通过大量著作、文章与宣传材料,将反阿萨德反对派塑造为受以色列和美国暗中支持的逊尼派极端分子,将叙利亚国内起义定性为美以两国企图削弱伊朗的险恶阴谋,以此引导民众认知。与此同时,IRGC进一步将其在叙利亚战场的军事行动,定位为对核心宗教圣地——大马士革宰纳卜圣陵的守护,明确将捍卫什叶派圣地作为推进前沿防御战略的正当性依据。通过不断强化民众的什叶派身份认同,伊朗介入叙利亚战场的行动被赋予了天然的正当性,而那些在叙利亚战场历经战火洗礼的战士,也逐渐成长为IRGC与新生代领导层的核心力量。
叙利亚战场早已演变为伊朗与以色列地缘意志较量的核心舞台,美国与以色列始终致力于依托伊拉克、叙利亚两大战略支点,切断伊朗通往黎巴嫩的陆上通道,试图瓦解其苦心构建的什叶派地缘联结。2019年以来,叙利亚内战逐步趋于平静,局势进入“冲突冻结”的相对稳态。 然而2024年12月,叙利亚多年的战略僵局被彻底打破,阿萨德政权最终倒台。对伊朗而言,这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战略重创,意味着其数十年来在叙利亚投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资源近乎付诸东流,苦心维系的抵抗轴心也由此出现关键性断裂。伊朗不仅丧失了连接黎巴嫩的核心战略通道,更失去了依托叙利亚与戈兰高地构建的对以色列前沿威慑能力,其整个前沿防御体系遭遇重大冲击。尽管伊朗后续仍可能谋求在叙利亚重建军事存在,但这一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国(ISIS)跨越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将长期被边缘化的逊尼派地区强行整合为一个具有修正主义性质的政治实体。其扩张势头严重冲击伊朗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战略布局,动摇其整个地区前沿防御体系的根基。秉持极端反什叶派立场的ISIS,迅速成为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最为忌惮的威胁。对此,IRGC圣城旅动员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PMF),并配合美国空中力量对ISIS实施联合打击,最终将其彻底逐出伊拉克北部地区。这不仅是圣城旅所扶持的民兵体系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更重要的是,此战进一步强化了伊朗的战略认知:唯有在境外主动消除威胁,才能防止安全风险向本土蔓延。击退ISIS后,伊朗对伊拉克的控制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2014年也门内战爆发后,伊朗将胡塞武装(也门什叶派少数民族扎伊迪派的武装组织)纳入其抵抗轴心体系,通过IRGC圣城旅向其提供武器装备、军事训练与资金支持,把也门打造成牵制沙特的前沿阵地。内战期间,胡塞武装顽强抵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猛烈攻势,实力不断壮大,与伊朗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凭借逐步掌握的导弹技术,胡塞武装不仅对波斯湾沿岸国家及其石油设施构成威胁,还将矛头直指以色列港口城市埃拉特;加沙冲突爆发后,其袭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道,严重威胁国际商业航运安全与全球石油供应稳定。2023年沙伊和解之后,伊朗仍未完全切断对胡塞武装的支持。
伊朗将导弹与无人机技术视为前沿防御战略的核心支柱,其作为弥补伊朗常规军事力量短板的关键,也契合IRGC在国际孤立背景下追求军事自给自足的核心诉求。伊朗的远程导弹对地区对手构成直接威胁,尤其是在导弹射程不断延伸的同时,其技术先进程度与打击精度也持续提升。伊朗还向其地区代理人转移了导弹和无人机技术,这些武器不仅被用于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以色列和美军,它们的存在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地区威慑力量。
历次行动中,伊朗都以导弹打击释放明确信号:一旦遭受攻击,必将实施大规模报复。但这种威慑姿态也显著加剧了地区对抗风险。伊朗动用的导弹规模远超常规,且在反复传递威慑信号的过程中持续加码,行动的不计后果罔顾可能引发大规模伤亡的严重风险。此举也让沙特获得了更充分的理由,寻求与美国缔结防御协定以换取安全庇护,而这正是伊朗原本竭力想要避免的结果。但在伊朗看来,此番武力展示有效捍卫并强化了其前沿防御战略,而这也正是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相关打击行动的核心动因。
在保卫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战场,俄罗斯的军事干预成为扭转战局走向的关键,也由此催生了伊朗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昔日的帝国主义宿敌化身为亲密盟友,这一转变植根于两国高度契合的世界观——双方均自视为遭受不公的大国,将美国视作实现其战略抱负的主要障碍。为此,哈梅内伊将俄罗斯定位为全球性抵抗轴心的重要盟友,认为这是伊朗对抗西方不可或缺的战略纵深。
两国在国防军工、经济贸易等多领域展开深度协作。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与导弹装备,俄罗斯则协助伊朗规避西方制裁、共建跨里海贸易走廊,实现经济互补互助。在哈梅内伊与IRGC的战略研判中,普京因对乌战事陷入困境,更有可能无视西方制裁,向伊朗转让先进军事装备与技术,为伊朗的前沿防御体系筑牢根基。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旨在阻止北约持续东扩,伊朗则致力于遏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伊朗若在乌克兰问题上力挺俄罗斯,便可期待俄方在其对抗美国的斗争中予以回报。两国在叙利亚构建的深度国家间关系,将在乌克兰战场得到进一步巩固。伊朗由此获得一位坚定盟友,共同推进中东去美化的战略目标。
加沙战争成为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关键转折点,更是其抵抗轴心体系的实战试金石,充分彰显了该轴心的覆盖范围与实战效能。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军事翼卡桑旅发动的对以袭击,背后离不开伊朗的深度支撑——过去十年,哈马斯与、圣城旅联系日益紧密,此次袭击的专业性,印证了伊朗将巴勒斯坦激进武装整合进黎凡特代理人网络的成功。
这场战争对伊朗而言堪称战略胜利:它重新激活巴以议题,淡化教派分歧,挫败以沙关系正常化进程,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光环。战争中,抵抗轴心全面联动,以导弹牵制以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美军、胡塞武装封锁红海航运,形成多线施压态势,展现了轴心的协同能力。不过,2024年10月以色列反击重创高层,给抵抗轴心带来沉重打击,其威慑力遭到质疑。但伊朗将这场对抗视为长期战争,此次挫折并未改变其总体战略。
在全面推行二十载后,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轮廓愈发清晰:以游击战为核心,持续消耗美国力量。正如基辛格所说:“游击战不败则胜,正规军不胜则败。”伊朗的核心诉求并非在战场上正面击溃美国或以色列,只需避免战败即可;事实上,它从始至终都无意与美国展开正面交锋。这一战略亦高度契合伊朗的当下现实:该国不仅缺乏与美国抗衡的财力、技术支撑,更匮乏维持大规模军事行动最核心的根基——充足的兵源。当前,伊朗全国平均年龄已达33岁,预计到2030年将攀升至37岁,这样的人口结构,使其根本无法依靠年轻人口支撑大规模、持续性的常规战争。正因如此,伊朗不仅大力投资导弹与无人机技术,更有可能寻求发展核威慑力量,以此弥补常规军事力量的短板。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伊朗本土深陷老龄化困境,但其周边什叶派地区仍以年轻人为主导——这或许正是伊朗在地区内大力扶持代理人武装的另一深层缘由。
2025年10月,德黑兰的一面横幅上,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与2025年6月在伊朗-以色列战争中丧生的几名武装部队指挥官并肩而立。图源:《》
3核谈判是否线年起,核问题逐渐主导了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更成为塑造其国家安全认知的关键变量。伊朗核计划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巴列维王朝时期,最初仅计划发展民用核能。两伊战争末期,伊拉克对伊朗使用杀伤性化学武器的经历促使伊朗重启核计划
借助核地位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2002年伊朗核计划曝光,即便伊朗彼时的核实力尚不足以形成威慑,但计划本身的存在就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压力与威胁。伊朗国内围绕“核计划究竟是可交易的谈判筹码,还是必须坚持的核国家地位追求”展开争论,核心分歧具体表现为“谈判接触”还是“强硬抵抗”,以哈塔米和鲁哈尼为代表的谈判派主张通过核外交与西方接触,避免制裁与战争;以IRGC为代表的强硬派则拒绝妥协,主张推进核计划。伊朗最终采取了抵抗与接触并举
要想成功谈判,必须扩大核计划的规模;另一方面,即使哈梅内伊在2003年发布了禁止研发和使用核武器的法令,伊朗仍稳步扩大核力量建设,本质是以民用名义保留军事潜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决心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升级。对此,美国加强了对伊制裁,并联合以色列向伊朗发动“震网”(Stuxnet)病毒攻击。伊朗无法忽视日趋收紧的国际封锁圈的影响,哈梅内伊态度松动,决定试探性与美国展开聚焦核问题的谈判,重点在于限制而非彻底终止伊朗核计划。
(简称JCPOA,俗称伊核协议)结尾,协议恪守最初承诺,仅涉及伊朗核计划,刻意回避了导弹计划与远程防御系统。伊朗同意限制铀浓缩丰度至民用水平、拆除离心机、改造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等条款,作为交换,美欧需解除针对伊朗核活动实施的贸易与金融制裁。此次谈判开创美伊高层对话并签署协议的先例,但伊朗高层并不承认这意味着伊朗与西方关系正常化。《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达成后招致了诸多抗议。在伊朗国内,强硬派抨击协议充斥着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违背了伊朗长期秉持的抵抗认知,可能削弱国内的反美主义;而从制裁中获益的黑市势力与IRGC紧密勾结,同样试图扼杀伊朗经济正常化的可能性。放眼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同样对协议进行了猛烈批判,并寻求美国的安全保障。在协议履行的初期,伊朗按计划限制核力量发展,而西方国家解除制裁的进度却异常缓慢,伊朗国内的反抗声音愈发强烈。
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重启并加码对伊制裁,伊朗迅速成为世界上遭受经济制裁最严厉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希望效仿奥巴马政府,通过制裁升级压力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事实证明,伊朗的韧性远超美国想象,通过向邻国出口天然气、石油,伊朗成功消化了制裁带来的冲击。
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制裁举措,伊朗决定调整战略,以压力回应压力——恢复使用先进离心机进行高浓铀浓缩活动,决心粉碎美国的天真幻想,美伊自此陷入“打击-报复-打击升级”的恶性循环。
在核问题僵局中,伊朗将前沿防御作为保护自身安全的关键手段,通过代理人网络对美进行打击,以回应美国的最大压力制裁。
美国的极端压力手段使得伊朗再次从“谈判”还是“抵抗”的选择中清醒过来:与美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伊朗只能继续依靠抵抗与神圣防御,必须通过发展核计划、部署先进导弹与无人机来强化前沿防御体系,以切实提升自身防御与威慑能力。在此背景下,哈梅内伊
决定推行“向东看”政策,将俄罗斯与中国定为核心合作对象。中伊合作以经济维度为主导,而俄伊关系则根植于叙利亚战场淬炼而成的安全同盟,伊朗的前沿防御战略既筑牢了与俄罗斯的战略纽带,却也成为其与中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核心争议点。除此之外,伊朗还重视在国内培育抵抗经济,即发展独立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生存能力,以在国际制裁中长久生存下去。伊朗的核计划已经深度融入抵抗与神圣防御体系,美国对伊朗的最大压力制裁也反复印证了一个历史教训:伊朗无法信任任何一份国际协议,面对威胁只能单打独斗。4
伊朗的未来:狐狸还是刺猬?伊朗的抵抗战略为其换取地区博弈筹码的同时,也付出了经济、社会、地缘政治及战略内生性的多重沉重代价,成为其国家发展与政权稳定的掣肘。
经济层面,该战略招致西方的持续性制裁,2018至2022年间伊朗经济整体收缩7.3%,人均收入降幅达14%,中产阶级规模大幅萎缩,通货膨胀与贫困率持续攀升,民生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制裁背景下伊朗黑市经济规模不断扩张,IRGC深度掌控国内经济资源,不仅滋生出系统性腐败与管理低效,还使得本国经济逐渐沦为“掠夺型经济”。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围绕抵抗战略形成的特权分配与资源倾斜模式,这与伊朗革命初期倡导的平等诉求相悖,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社会层面,该战略的巨额实施成本引发民众普遍不满,近年来伊朗境内多次爆发反战反贫困的民众抗议活动。年轻一代逐渐背离革命意识形态,社会世俗化趋势持续加剧,政权的合法性根基遭受侵蚀。全国选举投票率屡创历史新低,强硬派全面掌权后导致国内政治代表性不断收窄,改革派与强硬派的政治分歧进一步深化。面对国内的抗议浪潮,强硬派始终拒绝让步,将民众抗议描绘为外部势力干预伊朗内政的阴谋。
地缘政治层面,前沿防御战略激化了地区教派对立,推动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以色列联手,形成反伊地区同盟。《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助力以色列实现与阿拉伯世界的融合接纳,伊朗则陷入愈发严峻的地缘孤立态势。同时,该战略直接激化伊朗与美以之间的对抗,苏莱曼尼遇袭、伊以导弹互击等事件接连发生,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持续攀升,
3月1日,德黑兰举行集会,悼念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承诺要为最高领袖之死复仇。图源:《》
随着国家安全认知的固化,伊朗深陷战略困境:抵抗战略已丧失民意支撑,却因与权力结构深度绑定难以轻言放弃;务实调整虽势在必行,却受地缘冲突与内部利益掣肘而推进维艰。
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大战略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中提出,国家制定战略有“狐狸”与“刺猬”两种选择:狐狸通晓诸事、灵活应变,刺猬专注一事、坚守核心理念。哈梅内伊将抵抗作为解决伊朗安全需求的核心答案,是典型的“刺猬”式选择;但他在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2023年实现伊沙关系正常化时,也展现出务实灵活的一面。伊朗的未来,既取决于这份务实能否成为常态,也在于其是否认清:
唯有具备“狐狸”般的适应性,才能应对未来的各类变数。*本文编译自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社于2025年5月出版的书籍:Iran’s Grand Strategy: A Political History,作者是Vali Nasr。内容有删减,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作者:瓦利·纳斯尔伊朗裔美国顶级中东与世界研究学者、外交政策专家,被《经济学人》称为 “全球什叶派教权威”,兼具深厚学术背景与美国政府外交实操经验,是美中东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囊,核心聚焦中东地缘政治、社会发展、美伊关系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