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希娱乐- 哈希游戏平台- 游戏官方网站很多人只知道焦裕禄却不知道当年在背后给他撑腰的那位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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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5月，焦裕禄在郑州病逝，年仅42岁。全中国都知道了这个名字。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就在他到兰考之前，这个县差点从中国地图上被抹掉。

　　更没有人知道，是谁在背后拍了板、担了保、凑了钱，让一个被称为烂摊子的县，最终走出了一条治沙的活路。

　　那个人就是何伟。1962年到1964年，他是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与焦裕禄真正交集的时间，不过两年。两年，足以决定一段历史的走向。

　　兰考地处黄河中下游交界，从西汉就设了县制，但黄河偏偏在这里拐了个最大的弯。从1477年到1885年，四百多年里，黄河在这里决口了29次、改道了3次，留下三条黄河故道，也留下了风沙、内涝、盐碱——当地人叫它三害。

　　1962年那个秋冬，兰考的情形是这样的：春天风沙打毁麦子20万亩，秋天洪水淹坏庄稼30多万亩，盐碱地上还有10万亩禾苗直接绝产，颗粒无收。那一年，全县粮食亩产只有43斤，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

　　全县36万人，将近19.3万是灾民。火车站里，拖家带口往外逃的人，拦都拦不住。有个说法在豫东一带广为流传——出门逃荒的兰考人，走到哪里被人问起是哪里的，只能低着头答兰考的，大爷，久而久之就被人戏称为兰考大爷，这三个字，带着时代的屈辱和无奈。

　　那几年，兰考在河南是出了名的老大难，是全省最让省地两级头疼的地方。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后来回忆，没有哪个县委书记的任用，比兰考更让地委焦心和头痛——一把手换了一个又一个，情况还是那样，人心散了，干部也没信心。到了1962年，连省里都曾经有过把兰考一分为四的念头。

　　1962年4月，他从驻越南大使的岗位上被调回河南，出任省委第二书记，主抓农业生产和救灾工作。何伟是河南汝南人，1910年生，原名霍恒德，1936年加入中国，此后历经抗战、解放战争，做过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当过广西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兼市长，又做了四年中国驻越南大使。见过大世面，手里也干过实事。

　　回河南之后，何伟没有窝在省城的办公室等汇报。他的工作方式，是往下跑，往村里跑，往地头跑。两年多时间里，他走遍了全省所有专区和96个县，不提前打招呼，不搞层层陪同。哪个地方有多少盐碱地、哪个村的灾情最重、哪个县的干部心气还没散，他心里清楚。兰考，是他最挂记的地方之一。

　　1962年12月2日，焦裕禄受命主持兰考县委工作。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他的头衔只是县委第二书记，连正式任命都还没有。原因很实际：省委组织部觉得他离开农村已经整整十年，怕他一上来干不好，先代着、待熟悉一段再说。

　　但他没有等。骑着自行车，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不到三个月，全县的沙丘分布、盐碱走向、河沟脉络，他一个人摸了个遍。他认定：三害能治，关键是找对路子，找对支持。

　　那段时间，焦裕禄到兰考第一个冬天，拉着县委副书记深夜谈心，从亮灯聊到天将亮，两人得出同一个结论：除三害，先除思想上的病害——干部的信心垮了，群众才会跟着散。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部署，而是带着县委班子，大半夜里去火车站，看那些蜷缩在站台候车室、穿着国家救济棉衣、往外逃荒的灾民。他站在寒风里，一句话没多说，只让大家看——那是三十六万人托付给你们的压力，拿不出办法，就没有脸面。

　　1963年3月，何伟带着开封、杞县、民权、东明四个邻县的县委书记，一起来到了兰考。

　　这个阵容，不正常。正常调研用不着把周边四个县的一把手全叫齐。兰考的干部们一看这个场面，心里就开始犯嘀咕。

　　会议上，何伟开门见山——省委有个初步想法：兰考灾情太重，底子太薄，几年下来对省里和地区都是拖累，准备把兰考一分为四，划给周边四个县分管。这样，救灾压力分散了，群众安置也好办。今天叫来这四个县的书记，就是来通个气的。

　　焦裕禄没有愣。他当场表态：坚决不同意。他说：兰考穷，兰考难，不是老百姓不努力，是三害没治住，是一条好路子还没走出来。他代表县委班子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一定改变兰考的面貌。兑现不了诺言，他就辞职回家种地，不劳省委分配工作。

　　说这话的时候，焦裕禄脸色蜡黄，人已经很瘦了。但在场的人都能感觉到：这话，没有一点虚的。

　　他没有急着拍板，而是提出当天下午就去乡下看看——看看兰考的地，看看兰考的老百姓，也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路子。

　　当天下午，何伟跟着焦裕禄一行人出了门。正是春季大风最烈的时候，走在野地里，黄沙打脸，眼睛睁不开，落在皮肤上生疼。

　　路边的麦苗稀稀拉拉，好多已经被沙子埋了半截，出了头又被风卷走。村子里，土坯房被风沙磨得掉了墙皮，不少人家院子里堆着野菜和树皮——一眼就看得出，日子紧巴着，口粮早就断了。

　　何伟没有走马观花。他蹲下来，扒开沙层摸下面的土层；进村跟老乡搭话，问大家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信心。连续跑了两天，从沙丘到盐碱地，从救灾粮站到正在挖的排水沟，他看了个遍。他发现：不是群众不想干，是之前没有一条准路子，也没有足够的支持，大家信心散了，干劲儿也散了。

　　一路上，焦裕禄给他讲自己三个月里摸出来的方案。治沙用贴膏药的办法——用淤泥封住沙丘，再在上面种树把沙固定住；盐碱地要挖沟排碱、引黄河水淤灌；内涝要疏通河道，把水排出去。他还打算在全县推广种泡桐——这种树长得快、耐风沙，既能固沙，将来还能给老百姓换钱，是一举几得的事。

　　这套方案，不是凭空来的，是焦裕禄到任三个月骑车走访换来的。他还对何伟说，泡桐这种树，旱天能散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水分，成林之后可以林粮间作，以林保粮——一棵树，同时是治沙的手段，也是将来老百姓的出路。

　　何伟越走越有底气。他意识到：兰考不是没救，缺的是一笔启动的钱，缺的是省里的实质支持。只要班子肯干、群众愿意跟着干，三年改变面貌，不是没有可能。

　　回到县委，他直接问焦裕禄：真要干起来，眼下最缺的是什么？焦裕禄算了一笔账：封沙丘、挖河道、安置群众生活，最少需要40万元。

　　何伟当场表态——这笔钱他回去就向省委汇报协调，上面能解决更好，就算解决不了，哪怕当裤子、卖鞋、押袜子，也给兰考凑够这笔钱，决不让治沙的事卡在钱上。

　　这句话后来进了史料，被人民网党史频道和光明网原文记录。刮分风波就此平息，兰考留下来了，焦裕禄也留下来了。

　　他带队调查，走遍了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84个风口，逐一编号、逐一绘图；1600个沙丘，逐一丈量、逐一登记；所有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废弃的涵闸，全部记录清楚，绘成排涝泄洪图。这张图，是他用腿丈量出来的，也是日后治沙的作战底图。

　　1963年那个夏天发了大水，全县变成汪洋。焦裕禄没有守在办公室等汇报，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察看水势，顺着水流一路追，一边画流向图，一边和各大队商量挖河开沟的方案。身边的人担心他身体，劝他留在家里，等汇报就行。他说了一句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治沙的贴膏药扎针，来自一个偶然的发现。焦裕禄下乡时，碰见一位村民在地里挖淤泥，一问，说是母亲的坟头被风沙吹散了，挖泥是为了把坟头封住固定。焦裕禄当场意识到——翻淤泥压住沙丘是贴膏药，在上面种树固定是扎针，两件事加在一起，人进沙退。他把这个土办法推广到全县，在最大的几处风沙口率先试验，取得了成效。

　　大规模种泡桐，也是从田间来的。焦裕禄到兰考的第六天，夜里去拜访一位老饲养员，请教改变兰考面貌的路子。老饲养员说了一个建议：种泡桐树能挡风压沙。焦裕禄当场记下，第二天带上了县委扩大会议，逐条分析了泡桐的五大好处——生长快、成活率高、耐旱耐碱、能防风又能压沙、成熟后可以出售换钱。这个来自田间的建议，最终变成了全县改变面貌的重大决策。

　　1963年春，焦裕禄亲手在沙丘上种下了一棵泡桐树。当年秋天去查看，树苗都活了。他站在地头说：十年后会变成一片林海。

　　1963年夏，他专程第二次赴兰考，去看第一批泡桐苗的长势，看被封住的沙丘，看正在疏浚的河道。沙丘上冒出了绿意，之前外流的村民陆续回来，人心稳住了。何伟当场肯定了兰考的路子，叮嘱有困难直接往省里报，不要有后顾之忧。

　　1963年冬，规格更高了。省委刘建勋与何伟联合赴兰考，副省长王维群随行。一行人看完，在干部会上公开表态：兰考工作走上了轨道，要坚持干下去。开封地委随即在全区号召各县学习兰考新道路，《河南日报》总编辑亲自撰写论述兰考经验的社论，全县干部群众备受鼓舞。

　　1964年1月27日，省委组织部正式批准：焦裕禄出任兰考县委书记，头衔上的第二终于去掉了。从开封地委首次报请到最终批准，前后历时约14个月。

　　1964年年初，何伟第三次踏上兰考的土地。他在干部会上公开表态，焦裕禄带领的这个班子，是真干事、能干事的班子，省里完全信任他们。他还叮嘱，干活也要注意身体，不能硬熬。

　　到1963年底，账单摊开来说：造林21014亩，四旁植树146万棵，修防风带186条，封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疏浚较大河道逾百条，基本恢复了水的自然流系。

　　全县推进过程中，各村也摸索出了各自的经验——秦寨立下了誓死改变面貌的决心，赵垛楼拿出了不退一步的干劲，双杨树则走出了一条以林保粮的路子。焦裕禄把这些散落在田间的经验收集起来，提炼成一句话：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这不是口号，是一张活生生的经验地图，是一百多个大队干部群众用实践写出来的。

　　他的肝癌，是在兰考一天一天熬出来的。肝痛发作时，他用手边能找到的硬物——钢笔、茶杯盖、鸡毛掸子——顶住疼痛的位置，继续开会，继续骑车下乡，继续研究那张治沙的图。他坐过的那把旧藤椅，右侧扶手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成了那个年代最沉默的见证。

　　就在入院治疗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坐在这把椅子上，忍着剧痛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着他放下了笔。

　　临终前，他对组织只提了一个要求：把他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大家把它治好。

　　就在同一年，何伟接到调令，去北京出任教育部部长，离开了河南。两个人真正交集的时间，就此结束。前后两年，不多不少。

　　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刊出了一篇约2100字的通讯，这是最早的全国性媒体报道，由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赴兰考采访写成。河南省委随即号召全省学习，《河南日报》次日在头版转载并配发社论。影响有了，但还是局限在省内。

　　线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带着记者冯健、周原赶赴兰考。他们采访了几乎所有还在世的当事人，听了将近一整夜的讲述。穆青后来说，自己参加革命28年，很少哭过，

　　。他当晚站在炭火前，对周原说：写，现在就写，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写不出来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用70分钟全文播出，播音员齐越数度哽咽，录音一再中断，当晚21时全文重播——这在中国广播史上是罕见的。各地随即发出学习号召，陇海铁路上的快车专程在兰考站停靠，让乘客下车去看看这个县、感受一下这个名字。从那一天起，

　　。这个过程，距他病逝已近两年。而那篇改变历史的稿子里，有一句话成为后来所有人引用最多的——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也是穆青在九次修改中最为珍视的一句。何伟，走上了另一条路。

　　没有全国性的社论，没有举国学习的热潮，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记录，远没有他当年在兰考撑起的那两年来得厚重。1965年，焦裕禄去世后第一个完整的年头，兰考的粮食初步自给了。那一年刮了72次大风，暴雨连续下了384毫米，

　　——这在兰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1963年焦裕禄种下的泡桐树，也开始成林。

　　有一位叫魏善民的老人，守着这棵树守了整整48年，说是当年和焦裕禄搭档种下的，一个刨坑，一个栽苗，搭档得很好。2017年，兰考成为河南省第一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实现了老书记治穷的夙愿。

　　2021年，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习为兰考颁奖，叮嘱一定要牢记焦裕禄精神。

　　只是有人站在前台，被后人反复提起；有人在幕后撑腰，随时间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台前和幕后，从来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像这样的人，不论在台前还是幕后，都不应该被遗忘。